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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源头方城考 白 振 国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05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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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河南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成因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始点重新进行定位的探讨,论证雕刻于两千多年前的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为丝绸之路东方起始点的醒目地标,河南方城为丝绸之路东方的源头。 

      央视十套《百科探秘》栏目以《神秘的巨石佛像》为题,对河南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成因进行了探讨,对丝绸之路的东方起始点重新进行了定位。雕刻于两千多年前的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成为丝绸之路东方起始点的醒目地标。河南方城,这个拥有七千多年文明史的地方,因被考证为丝绸之路东方的源头,再次让世人瞩目。      

      一、《神秘的巨石佛像》揭开了方城是丝绸之路源头的神秘面纱。2008年11月19日,一批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南阳市政府、方城县政府官员陪同下,轻车简从,神情庄重地来到了位于方城县小史店镇东南8公里处的香山,去探秘佛沟摩崖造像。来自北京的客人中,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西域史研究专家、探险家杨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扬忠,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副主编胡友鸣等三位专家,还有专门随同专家来拍摄、录制节目的央视十套《百科探秘》栏目的两位记者。专家们在实地察看了香山佛沟摩崖造像、张骞封侯地、博望古城遗址、方城汉画像石等文化资源后,充满激动地将佛沟摩崖造像雕刻的时间上溯至汉代,并指出:香山山顶的巨石是丝绸之路的坐标,山脚下姚林村农家院落中的柳树是典型的西域树种。随后在南阳召开的座谈会上,这位对西域文化研究倾尽了毕生心血的考古专家杨镰再次激动地说:目前不能确定是唯一的,但方城最起码是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2009年5月29日,这注定是一个让方城人振奋、自豪,让世人震惊的日子。这天清晨七点二十五分开始,经过杨镰等专家半年多的严谨考证,经过央视十套《百科探秘》栏目的精心制作,最终以《神秘的巨石佛像》为题,对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所饱含的历史、文化等命题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与呈现。      

      在近半个钟头的节目时间中,杨镰、刘扬忠、胡友鸣三位专家做客《百科探秘》栏目,从位于南阳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切入,详细地论述了南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张骞封侯博望、佛沟摩崖造像中佛像的形态、坐骑、香山溪边的河柳、楚汉时期南阳经济文化的繁荣(社旗山陕会馆、淅川荆紫关)以及张骞通西域、胡奴门、阉牛图等南阳汉画拓片中胡人形象多次出现等实例,深入细致地剖析论证出:南阳方城就是丝绸之路东方的起始点,是丝绸之路从西汉长安向东的延伸。《神秘的巨石佛像》节目的播出,揭开了笼罩在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身上两千多年的神秘面纱,向世人响亮地宣告了河南方城就是丝绸之路东方的源头。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深入地探究丝绸之路源头源自方城的秘密,这里还拥有大量翔实的佐证。      

      二、“凿空”丝绸之路的张骞被封侯于博望。“丝绸之路”这一富有诗意的美好名称,最初出现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公元188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条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人民同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曾使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四大文明古国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一般指的是西北丝绸之路,是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逐渐形成的这条历史古道。经这条洲际大道,中国的丝绸制品、瓷器、铁器、蚕丝、茶叶、冶铁术、金银器制作术及其他工艺品,通过波斯、大食等国源源不断地传到西亚及欧洲国家;西方国家的商品、技术和文化,也通过“丝路”传入东方的中国。丝绸之路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而因“凿空”丝绸之路的张骞被封侯于博望,这里面似乎就暗含着丝绸之路与方城的某种神秘联系。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历尽了艰险。张骞,字子文,西汉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是西汉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那个年代,匈奴贵族雄立北方,虎视南下,经常骚扰汉朝北部边境,掠夺财物和奴隶。汉朝初年虽然采取了战争、和亲等措施,但均不能真正奏效。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随着国力的强盛,调整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措施,决定对其实行军事反击。为了与西域各国联盟抗击匈奴,汉武帝决定派使臣出使西域。时任汉武帝郎官的张骞欣然请命。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为了联络大月氏攻击匈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100多名武士,由奴隶出身的匈奴人甘父作向导,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中途被匈奴所获,被迫娶妻生子,但仍心向汉庭,失志不移,历尽千辛万苦,不辱使命,辗转十三年后,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长安,出发时的100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了他和甘父两人。这次张骞先后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等西域诸国。回来之后,他把沿途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地理外貌、风土人情、农牧业生产、人口兵力等记录资料详细上报汉武帝,为汉王朝成功孤立匈奴、稳定西域边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张骞以校尉军职,随大将军卫青北征匈奴,因“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封为“博望侯”(封地即为西汉的博望县、今方城县博望镇)。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至公元前112年(元鼎二年),为联络乌孙攻击匈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他率随从300人,每人两匹马,携带成千上万的金币、丝绸、铁器和万头牛羊出使乌孙,先后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返回汉朝时,汉武帝拜他为大行。公元前114年(元鼎三年),张骞病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当初虽然是出于军事目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凿空”丝绸之路的作用,也因此名垂史册。汉到唐的一千多年间,在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旅往来频繁,中原的养蚕术、凿井与冶铁术、纸及造纸术和汉代诸文明先后向西方流传,西域的苜蓿、葡萄、胡萝卜、石榴、芝麻、胡瓜(黄瓜)、胡豆、胡蒜等植物品种和狮子、大雀(鸵鸟)等动物品种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魔术与杂技艺术等相继传入中原。《汉书·张骞传》记载了汉朝携带重资的使团西去的盛况:他们“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张骞死后,汉朝使者、商队仍然打着博望侯的名义出使西域。《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西域商客不远万里,纷纷到中国内地贸易的情况:“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西汉时博望侯的名气已在西域家喻户晓,西域人慕名到张骞的封地博望来也当不足为怪。《辞海》载:“博望,古县名,西汉置。” 位于今方城县西南30公里处的博望镇境内,先后为县、为店、为驿、为镇,因建制不同,古城城域也有所变化。从西汉武帝置博望县至南朝宋,博望县达六百余年,博望古城就是博望县的治所。县治博望古城位于白条河西岸,以县衙为中心,东西长约2600米,辖45里博望屯。这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贸繁荣,非常繁华。自博望侯张骞后,汉宣帝(公元前74年—48年)外戚许产、许舜、许敞、许党、许并、许绍相继封侯于此。而张骞故乡陕西城固的博望镇博望村,是后来由城关镇白岩村改名而来。后世的方城人为纪念张骞,在博望镇和县城南大门分别修建了张骞祠和张骞广场。无论是张骞的故乡也好,还是西汉的长安也好,都距博望有千里之遥,汉武帝将张骞封侯于河南方城境内的博望,正是因为当时南阳包括博望在内的区域经济、文化十分发达,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中西文明的交流。      

      三、历史上经济文化发达的方城是丝绸之路贸易货物的发源地。杨镰先生最近在《丝绸之路史二题》一文中考证:“大宛(今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丝绸之路或西域的起止点。与大宛对应的、中原的丝绸古道起止点,一般认为是西安或洛阳。西安或洛阳,是汉代行政中心、首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容置疑。商贸起自民间,除了行政中心,还需要有旅客与商品的集散地。” 南阳古称宛,是丝绸、瓷器、冶铁、农牧产品、农耕技术的荟萃之区。南阳别名“宛”,与西域的“大宛”遥相呼应,应该是丝路行旅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早在秦昭王时期,南阳郡的府治已经叫“宛城”了。在东汉,南阳被视为“旧都”、“南都”,张衡为此写出汉赋名篇《南都赋》。南阳处在华夏区域南方、北方两个物候带之间,处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东西交通的起止点。《史记·贷殖列传》这样概括南阳的特征:“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解释:“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所谓“南阳好商贾”,或说民俗“好事”、“多贾”,无疑是远近、中外、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它被称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时期,南阳仍然是商旅云集之处,社旗的山陕会馆等于南北商家的历史博望馆。由此推断,丝绸之路中原的贴近基层的阶段性起止点、商贸中心,当在伏牛山麓的南阳。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前的民间商贸的起止点,是从伏牛山的宛城(南阳),到费尔干纳的大宛国。从中原的“宛”,到西域的“宛”,是丝绸之路这条丝带,将这两个相距数千里的遥远地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丝绸之路一代又一代的行旅者,沿昆仑山、祁连山、秦岭、伏牛山的山前洪积扇古道奔波往返着。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久负盛名的丝绸之路,为西方送去了丝绸、铁器等产品和生产技术。作为位于南阳盆地东北隅、伏牛山与桐柏山交界处的方城,在两汉及此前一个时期,这些产品和生产技术就十分发达。因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前已经被分封为博望侯,因此可以肯定,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团送往西方的这些产品和生产技术,都是从方城带去的。1、古方城是丝绸生产的故乡。丝,是中国人发明的,我国原始先民就知道养蚕取丝,并用原始腰机织出各种织物。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成为丝绸生产的中心区域。当时楚国丝织业最为发达,设置“织室”管理官营丝织生产。秦汉时期,踏板斜织机流行,提花织物织锦达到高峰。从西汉开始,丝织产区扩至西北、西南地区。宋辽金元时期,丝绸生产重心才南移至长江三角洲地区。方城有7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西周属缯。依据《辞海》的解释,缯为丝织品的总称,由此可知,早在西周时期,方城就以擅长养蚕缫丝技术而著称。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灭申,方城遂属楚国,为楚的北门。据《国语》记载:“齐桓公伐楚,使楚贡丝周室”,证明早在春秋时期,楚地北门方城一带盛产丝绸制品,并以质量上乘而著称。而进贡周室的丝绸,很早就被传入了西域。据中国古书《穆天子传》记载,最早带着丝绸国礼出访西域各国的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他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长途跋涉,一直到达了中亚的吉尔吉斯,并与该国的女王西王母结下亲密友谊后回国,这可能是最早的中西交往。这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端是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国,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里斯”即是丝绸的意思,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据《方城县志》记载,方城境内很早已经放养柞蚕;到明嘉靖年间,境内开始人工培植柞坡;清乾隆年间已经培植成大片定型蚕坡养蚕;光绪年间,进入盛期,拐河街成为河南省柞丝的最大集散地,有“小上海”之称。当时天津口岸的外商,在接验河南丝绸时,要求每庄内至少一匹“拐河绸”,方可收受。这种绸被称之为“东方特种艺术”。至今,瑞士、西德等国的大绸行,仍挂“河南丝绸”。在方城县境内发现的大量西汉画像石同样可以证明,西汉时期,方城的丝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所产丝绸制品花纹美观,质地轻薄柔软,适宜作贵重礼服。方城丝织业以拐河、小史店、四里店等山区乡镇为主,当地民间流传有“男女会络经、村村梭子声”的顺口溜,足见缫丝织绸的景况之盛。负有盛名的方城丝绸,作为西周时的贡品,西汉时为朝廷所征用。由此推断,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带去的丝绸,就是方城生产的丝绸。2、古方城是冶铁中心。战国时期,南阳就是全国四大冶铁中心之一,延之两汉,冶铁技术更加发达;在宛设有铁官。1958年在方城赵河发现汉代冶铸铁作坊遗址。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鼓风炼铁,铸为铁器,修治陂池,开拓耕地”。陂池即为堵阳东陂(今方城城东新区汉坝公园区域)。三国魏时,官至司徒的堵阳人(今方城人)韩暨在官营冶铁中,推广并改进了机械水排鼓风冶铁,用以取代旧时用一百匹马的“马排”鼓风和费工更多的“人排”鼓风,“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当时的“堵阳东陂”设省东西水门,应是用水力鼓风冶铁的重要场所。这些史实说明,古方城冶铁技术较高,张骞带往西域的冶铁技术当源自方城。3、古方城地理位置独特。方城是南北的分界线,素有“五界一口”之称,即:处于北亚热带与南暖温带、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南阳盆地与黄淮海平原、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华北地台与秦岭地槽的分界线上,东北部是全国大隘口之一的方城垭口。古代,这里水陆交通发达,曾是北出中原、南通荆襄的重要通道。西周时,缯国在东北部设立缯关;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伐申”“过邓”,在方城北部以方城隘口为中心,修筑了中国最早的长城,并在夏路进入缯关隘口处(今河南方城独树杨武岗村一带)修筑方形小城屯兵戍守,故号为“方城”,《淮南子·坠形篇》将其与“太汾、句注、居庸”等并称为“天下九塞”,方城遂成为南北通衢的重要关塞。楚方城西起邓州东北,东至唐河县界,全长600多里,比秦长城早400多年。“方城”一词最早典出《左传》。据记载,公元前656年,楚大夫屈完与齐国谈判时说:“楚国以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因此迫使齐桓公打消了伐楚的计划,订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如今在中国长城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里展示的楚长城,就是方城独树大关口楚长城遗址的图片。楚长城虽然主要是用来防御北方的,但在当时客观上也起到了地标的作用。在楚长城南边不远处,建有光武庙和接官亭,这里紧傍驿道,自古以来就是达官显贵、骚客书家的憩息之所。独树境内出土过胡人持节使者汉画像石,这说明方城独树汉代就是西域使者云集的地方。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就处在这条线路上。古方城还是难得的水上通道。这里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分界线,县境内河溪70余条,东部、北部的甘江河、澧河、澎河为淮河水系,西部、南部的潘河、赵河、白河为长江水系。古时方城的水上航运十分繁荣,舟楫商贾往来频繁。源出方城县城北12公里处七峰山脚下黑龙泉的潘河,历史上泉水浩大,即使是潘河枯水季节,亦可行船,南下江汉。直到清代中期,潘河尚可行船,客货商旅直达城东,四方之物毕集,城市市场繁华,商业兴隆。老城东南隅“下货台”,为停船下货处。后因方城客商与下游赊店(今社旗)乡绅有隙,赊店人于漫流寨河床上建桥一座,阻挡方城商船南下,方城商家则以釜堵泉,予以报复,迫使地下泉水改道,从此泉水锐减,赊店亦难以行船,两败俱伤。后人曾四次挖泉,但潘河河水终难以恢复当初。迄今,方城还留有下货台的地名和晋履泰等商号的遗址,社旗也留下了中原最大的商贸会馆——山陕会馆。1957年在安徽出土的青铜制的铜简,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时的航运证,叫《鄂君启金节》,有铭文163个,其中记录“自鄂往庚阳丘,庚方城”。这个准运证,就是允许商船自湖北的鄂城,超过湖泊,溯江水北往,转入唐白河,经阳丘(今方城)到古方城(古方城遗址在今杨楼乡武岗村)。这说明战国时期,方城就在水陆运输中具有重要位置。

      根据在方城出土的汉画像石可以得知,西汉时,有不少胡人就曾在方城作达官贵人的奴隶。在杨集乡出土的汉画像石“拥慧荷钺胡奴门吏画像”,33×126厘米,画面刻一光首蓬发,左颊黥印,深目高鼻,下颔上翘,络腮胡须,浑身汗毛,身着长褥,右手拥慧,左手执钺荷于肩际,侧身凝视,疾步向前的胡奴画像。右上方雕隶书“胡奴门”榜题。胡奴门吏左面颊上所刺刻的圈形印记,是西汉治罪的黥刑印记。《汉书·刑法志》说:“墨者使守门,劓者守关……”由此可知,此画像是受过黥刑而负责守门的胡奴形象,他正诚恐诚惶地为墓主人扫除庭堂之尘,以迎客人。《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南阳汉画像汇存》中亦有方城另外两座汉墓出土“胡奴门”画像石的记载。此外,在方城发现的阉牛、执钺门吏、张骞通西域等汉画像石中,都有胡人的形象,而且张骞通西域汉画像石中所雕刻的马车车轮是巨大的实木车轮,这与在新疆楼兰丝绸古道上发现的“西域第一车”的建造方式如出一辙。这些汉画像石说明,早在西汉时期,西域人就来到了方城生活。方城方便的水陆交通,为丝绸、铁器等货物外运和人员、技术交流提供了便利。由此可见,方城应是丝绸之路贸易货物的重要集散地。      

      四、两千多年前雕刻而成的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原的肇始随着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传入了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有记载的年代始于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京城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同时在洛阳建造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佛教传入中国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公元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大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佛经译事渐盛。法事也逐渐兴盛。按汉代中国与西域交通而言,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交通已通,其后霍去病击匈奴,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至盐泽皆为汉有。汉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天山南北及葱岭以东诸国,悉为汉属。其时交通既已通达,则佛法东传,自属可能。因而汉明帝时佛法开始传入中国似乎并不确切。身毒(今印度)为佛教圣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曾到达过身毒,作为一位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那时就把佛教带入他的封地成为可能。从汉时开始,无论是南阳还是作为南阳一部分的方城,佛教文化已经开始兴盛。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就是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实证。佛沟摩崖石刻是河南省西南部发现的最大的一处石雕造像。造像分别镌刻在南北两块自然巨石上。北石高约3.10米,宽约3.30米;南石高约2.60米,宽约2.70米。总计雕像32龛138躯,最高1.4米,最低0.2米。主要有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阿难、迦叶、比丘等。雕像形象逼真,姿态各异,有的宁静端庄,和蔼可亲,有的金刚怒目,气魄雄伟,雕刻细腻,技法娴熟。《宋志》中记载:“香山在州东南一百二十里,上有香山寺、摩崖造像,大者二尺余,小者尺余,背有千手千眼菩萨,盖防龙门石窟而为之。”相传雕凿于北魏,延至唐代。198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随着考古、文史专家的深入研究,这些佛像雕刻的年代、风格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均被重新定位。《神秘的巨石佛像》节目一经央视十套《百科探秘》栏目播出,立即让这两块天生巨石佛刻焕发出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杨镰等几位考古、文史专家认为:这些巨石上的佛像,都是高鼻深眼的西域人,无论是骑羊的佛像,还是千手千眼佛像,都与后来出现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佛像石刻明显不同,而是具有浓重的印度佛教风格。这些佛像石刻,比佛教正式传入中原要早数百年。这些石刻,很可能是张骞初通西域有功被封为博望侯后,跟随张骞来到中原生活的西域人负责雕刻的。如果这些造像是佛教真正传入中原后雕刻的,肯定会被中原本土化,而决不会保持着这么原始的印度佛教风格。杨镰还认为:香山佛沟摩崖造像旁边是一条古道,这条通道是沿山走的,山顶上的巨石就是人们行走的路标。同时,在山的另一面,他们又发现了与之同一时期雕刻的一处佛像石刻。佛沟摩崖造像旁边的这条古道,向西沿伏牛山、秦岭、祁连山、昆仑山,直通西域。这为方城成为丝绸之路的源头提供了有力佐证。香山佛沟摩崖造像为汉时所刻,与西汉时方城经济、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西汉时,这里冶铁技术高超,为雕刻巨石佛像提供了锐利的工具。佛沟摩崖造像,显然是用铁器所刻。再者,西汉时这里汉画像石雕刻技艺非常成熟,为佛沟摩崖造像的雕刻提供了技术支撑。方城汉画像石、画像砖墓分布较广,无论是通衢繁华的城镇,或是穷乡僻壤的山村,均有发现。到目前为止,全县16个乡镇中就有9个乡镇出土过汉画像石墓。小型汉画像砖墓几乎乡乡都有,汉空心大画像砖墓亦有出土。迄今方城博望老街的张骞桥基座上,还能发现不少砌在桥基上的石头外面刻有汉画。 

      方城汉画像石墓的著录始于明代,《明嘉靖南阳府志·陵墓》载:“裕州(今方城)东二十里招抚岗西多石墓,墓门石刻画像类武梁祠。有二门,一题‘胡奴门’,一题‘门亭长’”。建国以来,随着国家基本建设和农田水利工程的启动,发现和挖掘了数十座汉代画像石墓。这些汉画像石中,有反映张骞出使西域情景的,有反映胡人守门、烤羊肉、阉牛的,有反映西域的汗血宝马的,都应和丝绸之路的传播有关。这些汉画像石,线条流畅,气势磅礴,朴拙稚雅,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绘画、雕刻艺术。但后来一段时间,汉画雕刻艺术和工匠艺人却都突然消失了。究其原因,这是因为随着佛教东传,这种地下艺术浮出了地表,开始为佛家造像。方城香山佛沟摩崖造像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汉画像石修理石壁的方式是斜条形,从佛沟摩崖造像的打造方式看,与汉画像石石壁的取平方式是一样的。在佛沟摩崖造像北边的一块石头上,仅留下了当时打下的斜条纹,但不知什么原因,工匠们却   匆匆离去,没有来得及雕刻下佛像,为我们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      

      综上所述,从方城神秘的巨石佛像,到方城其他众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实证,汇集起来,集中到一点,我们不难发现,正像专家们所说,方城就是丝绸之路东方的真正源头。这里的丝绸之路源头正是古代中国文明作用于世界的重要杠杆,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营养的主要通道。